奋力开创经济新常态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

奋力开创经济新常态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

2015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李伟作工作报告，陈肇雄出席会议并致辞，张来明主持开幕式，隆国强、余斌等出席会议　　本报长沙2月9日讯(记者李慧莲陈婧王晓红) 2015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2月9日在长沙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以“敢于担当，开拓进取，奋力开创经济新常态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为题作工作报告，湖南省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总结交流2014年的政策咨询工作，共同探讨如何做好2015年的政策咨询工作，进一步提高政策咨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9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党组成员余斌等出席会议。9日下午，与会代表分四个小组进行了讨论。 　　李伟在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政策咨询工作的重要批示，总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和今年的工作思路及要点，并提出了当前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李伟说，过去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重心，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领域，着力提高政策咨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增强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用价值，全力做好有关重大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好国家重大公共政策，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新政策新举措，为中央决策服务取得了新成绩。　　在谈到2015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时，李伟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努力提高专业素养和研究水平，加快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着力加强政策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着力提升政策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着力增强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创新体制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全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高质量高水平服务中央决策。　　围绕这个总体思路，李伟提出，201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要点有八个方面：第一，全面推进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第二，着力加强政策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着力提升政策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第四，着力增强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第五，打造高层次专家人才队伍；第六，全面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第七，加快推进中心信息化建设；第八，拓展资源整合能力和调研网络。　　李伟强调，今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新常态下的机遇和挑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李伟认为，在这一大逻辑中，认识新常态是思想基础，适应新常态是要加快转变旧观念、旧方式，而引领新常态则是关键所在。只有做好引领新常态这篇大文章，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的历史任务。而实现这一转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在1978—2013年的36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相对于“旧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将在何种水平上保持稳定？当然，这是一个未来时的变数，但从国际环境和国内供需条件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有较大可能处在6%—7%之间，这不是一个年度数，而是指一个发展阶段。速度并不是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核心是提质增效。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调整，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逐步显露。　　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潜伏着不少风险，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存在快速扩散和恶化的可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人们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诱因。这些都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新常态也蕴藏着新机遇。李伟表示，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将会提升资产质量和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出口增长虽放缓了，但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增长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则会带来新的商机。同时，我国人均GDP按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居民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等指标，与美国相比均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内市场扩张、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等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二是关于培育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李伟说，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于创新。我们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开辟新的市场，使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我们要紧密围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适应新常态下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把握全球科技进步的总趋势，调动一切创新资源，推动中国由创新资源大国变成创新能力强国，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是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主要任务。“十三五”规划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李伟提出，它的研究，应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新时期经济工作的大逻辑来设计和推进。在发展思路的研究上，应注意把握：以国内、国际诸多因素密切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和认识“十三五”时期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以各项发展目标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视角来研究“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以整体效应最大化的视角来设计战略性任务体系。　　对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李伟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内源式发展；如何逐步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农业生产退出来；如何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　　第二，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需要以化解产能过剩、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政策创新等为重点。　　第三，关于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促进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开放创新，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等。　　第四，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重点关注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深化对教育、医药卫生等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研究。　　第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本地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接下来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各地还需要提出针对指导意见的具体的实施细则；二是在中央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各地可以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开展本地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为深化国企改革积累经验；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改革。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方面，需要重点关注：转变政府职能，继续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切实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加快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帮助中小企业成长。　　第六，关于资源与环境政策。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建立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问题，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研究建立生态文明考评和问责制度改革等。　　四是关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风险点。李伟提出，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财政风险。未来一段时期，在经济增速减缓的大背景下，财政收入总体放缓是大势所趋。同时，由于我国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决定，医疗、养老的支出会持续增加，收支矛盾会进一步突出。今年，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的土地收入可能较大幅度缩减，地方债务偿还相对集中，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以及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特别是地方基层财政压力。处理不当，不无引发局部风险的可能。　　——关于金融风险。需关注：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政府债务的化解，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　　——关于房地产市场风险。主要包括：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房地产市场分化趋势加剧，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风险。　　——关于就业风险。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同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也明显减量降速，我国城镇就业总量压力有所缓解。但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会加快推进，部分传统过剩产业必然面临淘汰和转产，不少职工难免将失业或转岗。因其技能短期不适应新岗位、新业态需求，摩擦性失业也会有所增加；二是每年700万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依然突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由于二代农民工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劳动市场受经济形势影响发生波动，这些农民工并不会回到农村，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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